大音 (第2/3页)

却是拿到医院里给他的，他坐在五病房的接待室里，仍然意气昂杨，仍然笑得那么漂亮：

    “每一首都可以写，我一出去就写，真好。”

    后来他一直未能出院，他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我，他说：“酝酿得久些，对创作有好处。”

    他还跟我谈他的歌剧，前面一部分序曲已写好，倒是很像《绣襦记》里的郑元和成为歌郎去鬻技的那段，他叙述一个读书人在一场卖唱人的竞歌中得到第一，结果众卖唱人排挤他，他终于在孤单的、不被接纳的情形下，直奔深山，想要参悟生命究竟是什么，可惜中间这段的歌词部份（其实不是歌词部分，而是思想部份）全还想不到较好的处理方法，他提到这出未完成的歌剧有一点点惆怅，他说：

    “在国外，一个大歌剧应该是由一个基金会主动邀请作曲家写的，那样就省力多了。”

    他说得很含蓄，而且也没有抱怨谁，在所有的艺术家中，作曲家几乎是比剧作家更凄惨的，他必须自己写，自己抄，自己去找演奏的人，并且负责演出（事实上，目前连可供演出的理想地方也没有）一个歌剧连管弦乐队动辄百人以上，哪里是一个教员所能负担的，他的歌剧写不下去是一件令人神伤的事。

    在医院里，他关心的也不是自己，圣诞节，荣总病房的前厅里有一株齐两层楼高的圣诞树，他很兴奋：

    “我跟医院说，让我的学生来奉献一点圣诞音乐好不好，可惜医院不答应，怕吵了病人。”

    谈到病，他说：

    “知道有病，有两种心情，一种是急，想到要好好的把应该做的事做完，一种反而是轻松——什么都不必在乎了。”

    冬天沉寂的下午，淡淡的日影，他的眼神安静，深邃，你跟他谈话，他让你走入他的世界，可是，显然地，他还有另一个世界，你可以感到他的随和从众，可是你又同时感到他的孤独。

    钻六十对他根本无效，化学疗法只有使他的病情恶化，有一次他说：

    “要是我住在一个小地方，从来不知有现代医学，也许我会活得久些，其实那东西回想起来，我在马德里就有——我的身体有办法把它压在那里七八年，想想，前几年我不是还满山遍野地跑着去找民谣吗？”

    我喜欢他说自己的身体机能可以把癌症压抑七八年的那种表情，他始终都是自信的。

    《严子与妻》上演了，他很兴奋，把我们送他的票都送给了医生，却自己掏钱给孩子买了票，我们给他一万元的作曲费，他也不收，他说：

    “我从来没有想过钱这回事，你们可以奉献，我也奉献吧！”

    他向医院请假要去看戏，院方很为难：

    “让我去，也许是最后一次！”

    他到了，坐在艺术馆里，大家都动容了，在整个浩瀚的宇宙剧场中，即使观众席上只有史先生一人，我们的演出就有了价值。

    幕落了，我们特别介绍了史先生，他在掌声中站起来，赶到后台和演员握手，演严子的王正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，剧场原是最熙攘也最荒凉的地方，所有的聚无非成散，所有的形象终归成空幻——那是他死前四十三天，他安慰啜泣不已的正良，他说：

    “演员的压力也真重啊！”他倒去安慰演员，他真是好得叫人生气！他从不叫一声苦，倒像生病的是别人，连医生问他，他也不太说，只再三致谢——而其实，不痛苦是不可能的。

    有一次，我去看他，他躺着，故作轻松地说：

    “我不起来，我有点‘懒’。”

    他不说法舒服，只说“懒”我发现他和探病者之间总在徒劳无益地彼此相骗。

    由于医学院教书，我也找话来骗他“有一个教授告诉我两组实验，有两组老鼠，都注射了肺结核，但第二组又加注了肾上腺，结果第一组老鼠都是一副病容，第二组老鼠仍然很兴奋，爬上爬下的活动。”

    “对，”他很高兴“我就是第二种老鼠。”

    我也许不算骗他，我只是没有把整个故事讲完，实验的结果是第二组老鼠突然死去，解剖起来，才发现整个肺都已经烂了——那些老鼠不是没有病，只是在体内拥有一些跟病一样强的东西。

    戏演完后，照例的尾声是挨骂，我原来也不是什么豁然大度的人，只是挽惯了骂，颇能了解它是整个演出环节中必然发生的一部份，也就算了，倒是他来安慰我：

    “别管他们，我这儿收到一大把信，都是说好话的。”他竟来安慰我！

    他的白血球下降了。

    他开始用氧气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