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五十五 (第8/11页)



    “如今，他竟不痛改前非，而是更加猖狂，以苛征百姓为自安之策，以向百姓诛求为升官的阶梯，他怀有贪求无厌之心，广泛搜刮民财之计。而且身居要职，手握重权，其职位虽在丞相之下，而朝廷大权实是由他专擅。他是以盗贼之心来掌握宰相之权，不仅祸殃于当代，也恐怕会取笑于将来。朝廷相信他的谎言，使他居于相位，名为试用，实际上是授他以实权。其才能其行为都丝毫没有值得一提的。这些事都足以表明试用的结果如何。如果还要试用，只能让他去做别的官，宰相之权岂可轻易授给他。主宰天下，如同制作锦缎，能不能制作，先用布帛做试验，如果不成功损失也不重。今把相位做贤愚试验，如同把一幅美丽的锦缎去考核匠人的工艺能力，把美好的东西毁坏了，将追悔莫及。

    “国家与百姓的关系，如同身体，民是国家的血气，国家是民的体肤，只有血气充实才体肤康强，若血气损伤则体肤就会羸弱多病，未有消耗血气而能使体肤健康的。所以说，民富则国富，民贫则国贫，民安则国安，民困则国困，道理就是这样。春秋时代，鲁哀公要向百姓多征赋税，请教于有若，有若说‘：百姓丰衣足食，你做君王的怎么会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王又怎能足。’由此可见，民必须减轻赋税然后能足，国家必须是在百姓丰足之后才能富强。《书经》说‘：民为国家之本，根基巩固了国家才能太平。’考察历史，自开天辟地以来，从未听说因百姓富裕安宁而导致国乱的，也没听说因百姓贫穷而国家太平康乐的。资财本土地所生，民力所集，天地资财的生产每年有定量，只能是有节制的索取，才用之不缺。

    “如今，世荣是一年征十年的赋税；用万民的生命来换取他一人之荣耀。他只是图广取博敛之功，而不顾百姓的困苦死活；上下交征，锱铢必取。视百姓如仇敌，只能加深人民对国家的怨恨。如果不考虑国家长远利益，只尽快的谋取眼前的效果，任意搜刮，不愁什么东西得不到。然而，生财的基础没有了，搜刮钱财的方法又有何用？将会看到人民因此而凋敝，国家因此而空虚，其安危利害真是说不尽。

    “卢世荣任职以来，已一百多天了，察验其事迹，其罪恶已十分明显。今将他所言与所行不符合事略举几件：开始说他能使钞法不受到破坏，但今天钞币已成一张无用废纸；开始说他能使百物价贱，而今百物翔贵；开始说增课税三百万锭不取于民，而今却是强迫诸路官府包认所增课税；开始说他能使百姓快乐，而今所作所为，无不是破坏法制，侵害百姓。若不及早改变这种情形，必自取其祸。若不防患于未然，到头来大祸临头，那时挽救也来不及了。

    “臣也知道依附权臣，则可望得到荣誉宠信，违背重臣的意图则祸患不测；闭口不言，明哲保身，也不是做不到。但正因事关国家存亡，关系不浅，臣深为担忧，经再三考虑，不得不说。”

    世祖看了这个奏章，派人把天祥与世荣都召来上都，当面质问。他们到达上都，宦官传旨：将世荣捆绑于官门外。第二天，天祥又在世祖面前讲了许多前所未讲的事，帝认为都对，将世荣处斩。五月，朝廷列举天祥随大军渡江及平定兴国、寿昌民变之功，进升官秩五品，升为吏部郎中。

    二十三年四月，授治书侍御史。六月，命清理湖北湖南行省钱粮。天祥至鄂州，立即上疏弹劾平章政事岳(要)束木之凶暴不法。这时桑哥窃取政权，与岳(要)束木联姻。岳(要)束木为桑哥爪牙，以莫须有之罪诬陷天祥，欲置天祥于死地，在狱中关押了四百多天，直到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才获释。二十八年，升为行台侍御史。不久，因病辞职归家。三十年，授燕南河北道廉访使。

    元贞元年(1295)，改任山东西道廉访使。当时，全国各地盗贼蜂起，而以山东为多，朝廷寻求平息方略。天祥上书，分析了反叛发生的原因，除天灾造成饥荒外，还有是由于连年战争，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，无限制地征收课税，刑法紊乱等等所致。朝廷平息反抗的方略是实行大赦。他认为这不是个好的方略，只是对一些小人有好处。他们杀了人，理应受到严惩，而朝廷却加恩释放。这些人早晨释放，晚上又会行凶打劫，既不感朝廷之恩，又不畏国家之法，不能使他们凶恶的本性善化。制服他们唯一的方略是严刑酷法。他提出了一些平息“盗贼”的办法，皆切于时用。他在山东严督当地官府捕获大批“盗贼”，皆杖杀之。其余逃亡到别处的，进行追捕，南至汉、江二千余里，皆被擒获，无一幸免，于是东方的群“盗”平息。

    平阴县女子刘金莲，以妖术惑众，所到之处，官府为她建立神堂，一般百姓都去求福。天祥对同僚说“：此妇人以神怪惑众，其声势如此之大，如果有狡猾之徒来帮助她，仿效汉代张角、晋代孙恩，号召起事，必成大害。”于是把这个妇人逮捕起来，当众施以杖刑。天祥认为山东宣慰司无事可做的官太多了，应罢黜一些，于是向朝廷劾奏这些官吏的贪暴不法行为。但他裁减官员的建议未得到采纳，因此他便在任满之后辞去了。

    大德三年(1299)六月，天祥调任河北河南廉访使，但因病未就任。受到冤枉的人往往到他家中来伸冤，天祥因自己不在任而推辞了。大德六年，升为江南行台御史中丞。上书论朝廷征西南夷事，其中说：

    “兵有不得已而用者，也有不当用而用者，不当用而能不用，则可保持兵力的强大，以备不得已时而用，这就是善用兵之法。去年，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国，这就是不当用而用。八百媳妇是个蛮夷小邦，远在云南西南数千里之外，其地是偏僻无用之地，其人是愚昧无知之人。攻取它并没有什么好处，不取也无害处。

    “刘深欺上骗下，帅兵征讨，经过八番之地，恣意横行，恃其武力，虐害居民，致使各地居民反叛。深既不能平定叛乱，反而受到反叛者的牵制，结果是军中乏粮，人自相食。毫无办法只得仓惶退走，以致大败，深弃众逃亡，军士损失十之八九，失地千余里。朝廷又发陕西、河南、江西、湖广四省诸军，令刘二拔都统领，再度征讨，以图收得失地，湖北、湖南大量征调民夫运送军粮，至播州交纳，共二十余万人。当此农忙之时，兴此大役，把贫困百姓强迫运粮于数千里外，来回之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即或把米全部运到，然数万军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