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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中国文脉 (第7/10页)
名:王之涣; 第八名:刘禹锡; 第九名:王昌龄; 第十名:孟浩然。 有意思的是,投票的那么多学生,居然没有两个人的排序完全一样。 这个排序,可能与我自己心中的排序还有一些出入。但高兴的是,大家没有多大犹豫,就投出了前四名: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白居易。这前四名,合我心意。 在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,学会排序是一种本事,不至于迷路。有的诗文,初读也很好,但通过排序比较,就会感知上下之别。日积月累,也就有可能深入文学最微妙的堂奥。例如,很多人都会以最高的评价来推崇初唐诗人王勃所写的《滕王阁序》,把其中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说成是“全唐第一佳对”这就是没有排序的结果。一排,发现这样的骈体文在唐代文学中的地位不应该太高。可理解的是,王勃比李白、王维大了整整半个世纪,与唐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相比,是一种“隔代”存在。又如,人们也常常对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赞之有过,连闻一多先生也曾说它是“诗中的诗,顶峰上的顶峰”但我坚持认为,当李白、杜甫他们还远远没有出生的时候,唐诗的“顶峰”根本谈不上,更不要说“顶峰上的顶峰”了。 但是,无论是王勃还是张若虚,已经表现出让人眼睛一亮的初唐气象。在他们之后,会有盛唐、中唐、晚唐,每一个时期各不相同,却都天才喷涌、大家不绝。唐代,把文学的各个最佳可能,都轮番演绎了一遍。请看,从发轫,到飞扬,到悲哀,到反观,到个人,到凄迷,各种文学意味都以最强烈的方式展现了,几乎没有重大缺漏。 因此,一个杰出时代的文学艺术史,很可能被看成了人类文学艺术史的浓缩版。有学生问我,如果时间有限,却要集中地感受一下中国文化的极端丰富,又不想跳来跳去,读什么呢? 我回答:“读唐诗吧。” 与我前面列述的中国文脉的峰峦相比,唐诗具有全民性。唐诗让中国语文具有了普遍的附着力、诱惑力、渗透力,并让它们笼罩九州、镌刻山河、朗朗上口。有过了唐诗,中国大地已经不大有耐心来仔细倾听别的诗句了。 因为有过了唐诗,倾听者的范围早就超过了文苑、学界,拓展为一个漫无边际的不确定群落。他们粗糙,但很挑剔。两句听不进去,他们就转身而去,重新吟诵起李白、杜甫。 十 再说一说唐代的文章。 唐代的文章,首推韩愈、柳宗元。 自司马迁之后九百多年,中国散文写得最好的,也就是他们两位了,因此他们并不仅仅归属于唐代,也算是“千年一出”之人。 他们两位,是后世所称“唐宋八大家”的领头者。我在前面说过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文学成就,在整体上还比不过司马迁一人,这当然也包括他们两位在内。但是,他们两位,做了一件力挽狂澜的大事,改变了一代文风,清理了中国文脉,这是司马迁所未曾做过的。 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从魏晋以来越来越盛炽的骈体文了。自南朝的宋、齐、梁、陈到唐初,这种文风就像是藻荇藤蔓,已经缠得中国文学步履蹒跚。但是,文坛和民众却不知其害,以为光彩夺目、堆锦积绣,就是文学之胜,还在竞相趋附。 面对这种风气,韩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从先秦诸子到屈原、司马迁的气脉,为古人和古文“招魂”因此,他们发起了一个“古文运动”按照韩愈的说法,汉代以后的文章,他已经不敢看了。(《答李翊书》:“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。”)这种主张,初一看似乎是在“向后走”但懂得维护文脉的人都知道,这是让中国文化有能力继续向前走的基本条件。 他们两人,特别是韩愈,显然遇到了一个矛盾。他崇尚古文,又讨厌因袭;那么,对古人就能因袭了吗?他几经深思,得出明确结论:对古文“师其意而不师其辞”学习者必须“自树立,不因循”甚至,他更透彻地说:“惟陈言之务去”只要是套话、老话、讲过的话,必须删除。因此,他的“古文运动”其实不是模仿古文,而是寻找千年来未颓的“古意”“古意”本身,就包含着创新,包含着不可重复的个性,即“词必己出” 他与柳宗元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强项,那就是不停留在空论上,而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大批示范作品。韩愈的散文,气魄很大,从句式到词汇都充满了新鲜活力。但是相比之下,柳宗元的文章写得更清雅、更诚恳、更隽永。韩愈在崇尚古文时,也崇尚古文里所包含的“道”这使他的文章难免有一些说教气。柳宗元就没有这种毛病,他被贬于柳州、永州时,离文坛很远,只让文章在偏僻而美丽的山水间一笔笔写得更加情感化、寓言化、哲理化,因此也达到了更高的文学等级。与他一比,韩愈那几篇名文,像《原道》、《原毁》、《师说》、《争臣论》等等,道理盖过了审美,已经模糊了论文和文学的界限。 总之,韩愈、柳宗元他们既有观念,又有实践“古文运动”展开得颇有声势。骈体文的地位很快被压下去了,但是,随之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。在骈体文盛行的魏晋南北朝,文学已经逐渐自觉,虽触目秾丽,也是文学里边的事。现在“古文运动”让文章重新载道,迎来了太多观念性因素。这些因素,与文学不亲。 十一 唐朝灭亡后,由藩镇割据而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。一度曾经诗情充溢的北方已经很难寻到诗句,而南方却把诗文留存了。特别是,那个南唐的李后主李煜,本来从政远不及吟咏,当他终于成了俘虏被押解到汴京之后,一些重要的诗句穿过亡国之痛而飘向天际,使他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——“词”的里程碑人物。 李煜又一次充分证明了“政脉”与“文脉”是两件事。在那个受尽屈辱的俘居小楼,在他时时受到死亡威胁而且确实也很快被毒死的生命余隙之中,明月夜风知道:中国文脉光顾此处。 从此“春花秋月”、“一江春水”、“不堪回首”、“流水落花”、“天上人间”、“仓皇辞庙”等等意绪,以及承载它们的“长短句”的节奏,将深深嵌入中国文化;而这个倒霉皇帝所奠定的那种文学样式“词”将成为俘虏他的王朝的第一文学标帜。 人类很多文化大事,都在俘虏营里发生。这一事实,在希腊、罗马、波斯、巴比伦、埃及的互相征战中屡屡出现。在我前面说到的凉州到北魏的万里蹄声中,也被反复印证。这次,在李煜和宋词之间,又一次充分演绎。 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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